文/黄秀峰

盛唐东鲁，汶泗流域文脉绵延，宁阳梧桐峪与泗水李白庄，是镌刻李白东鲁生涯的两处核心坐标。济宁市泗水县中册镇大、小李白庄（古称南陵、西园），留存伯禽墓、李氏家谱（载“开基祖李白，继祖伯禽、天然”“祖林在东李白庄南”）、李白河、太白手书碑等实物遗存，是李白移家东鲁、定居生活的铁证。宁阳县华丰镇梧桐峪，清光绪《宁阳续志·古迹》明确记载“唐张叔明故里，在县东南梧桐峪”，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亦载“环中峰而北，入梧桐峪，问村人，知是唐张氏隐居故址”。这两处相距不足百里的山水之地，串联起李白与张叔明“竹溪六逸”之外的六年栖居、三十人盛唐诗会、石门唱和等文坛盛事，构成一段被岁月尘封却又有迹可循的旷世奇缘。

现有研究多聚焦李白“竹溪六逸”隐居、李杜交游，却鲜少将宁阳梧桐峪作为李白东鲁生活的核心场域，系统考证其与张叔明的深度交往；亦少结合“竹溪六逸”诗学，解读二人唱和的精神内核与东鲁诗学传统。本文以文献考证、诗歌文本细读、方志梳理、实地考察为方法，填补李白东鲁生涯中宁阳地域研究的空白，还原盛唐东鲁文坛盛景，彰显齐鲁文化中“隐逸唱和、知己相惜”的精神内核，兼具文学、历史、地方文化三重价值。

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36岁的李白携妻许氏、女平阳自安陆迁居任城（今济宁），次年定居东鲁汶阳（今泗水李白庄），此地古称“南陵”，是李白东鲁的家园核心。李白在此购置龟阴田，修建居所，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长子伯禽出生于此，李白庄也因李白得名，后世分为大、小李白庄。李白庄的实物遗存，是其东鲁生活的直接证据：伯禽墓位于东李白庄南祖林，为李氏家族世代祭拜之地，《泗水县志》载“伯禽墓在中册镇李白庄，唐李白长子也”；李氏家谱明确记载“开基祖李白，继祖伯禽、天然”，祖林“石碑林立，古树参天”，李白衣冠冢为张叔明等友人所立；地理标识上，李白诗中“行歌泗水春”“秋波落泗水”，与李白庄紧邻泗水的地理特征完全吻合。李白在此度过人生中最安稳的十年（736—746），梧桐峪的隐逸生活、李白庄的家庭温暖，共同构成其东鲁岁月的双重底色。 

张叔明，宁阳梧桐峪人，鲁地名士，淡泊名利、啸傲泉石，是“竹溪六逸”的核心成员。《新唐书》载，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李白与孔巢父、韩准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沔隐居徂徕山竹溪，“日纵酒酣歌，时号‘竹溪六逸’”，效仿魏晋竹林七贤，践行盛唐隐逸风尚。张叔明的人格与李白高度契合：李白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狂放，与张叔明“不贪夜识金银气，远害朝看麋鹿游”的淡泊，形成精神同频。徂徕山竹溪隐居后，张叔明邀李白移居宁阳梧桐峪，李白在此栖居六年，梧桐峪成为其继竹溪之后的第二隐逸家园。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中“唐张氏隐居故址”，正是张叔明在梧桐峪的居所，也是李白与他诗酒唱和的场所。

竹溪在《诗集传·诗传纲领》中系统阐释“六逸”：“风、雅、颂者，声乐部分之名也；赋、比、兴者，所以制作风、雅、颂之体也”，提出“三经三纬”说——风雅颂为“三经”（诗之本体），赋比兴为“三纬”（诗之手法）。这一诗学理论，恰是解读李白与张叔明交往的核心钥匙：“风”之精神上，二人唱和多写东鲁山水、隐逸情怀，是“民俗歌谣之诗”，反映盛唐隐士的精神风貌，契合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的“风”之旨归；“雅”之品格上，他们不慕权贵、坚守本心，诗歌格调高雅、志趣高洁，是“正乐之歌”，彰显盛唐文人的精神风骨；“兴”之手法上，李白、杜甫的唱和诗多以山水起兴，如“春山无伴独相求，伐木丁丁山更幽”，以梧桐峪之景起兴，寄托对张叔明的仰慕，契合“兴者，托物兴词”的定义；“比”之运用上，以“远松”比峻节、“飞蓬”比漂泊，如李白“峻节凌远松”，以物喻人，凸显知己品格；“赋”之铺陈上，详细描写梧桐峪、石门山的景致与诗会盛况，如杜甫“霁潭鳣发发，春草鹿呦呦”，直陈隐居之乐，是“赋者，直陈其事”的实践。李白与张叔明的交往，正是朱熹“六义”在盛唐的生动实践，以诗为媒，以情为核，构建起东鲁隐逸诗学的精神体系。

徂徕山竹溪隐居后，李白应张叔明之邀，移居宁阳梧桐峪，自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至天宝三载（744），在此栖居整整六年。梧桐峪地处宁阳东部山区，山深林幽、泉石清奇，因多梧桐树得名，是远离尘嚣的隐逸胜地。张叔明在此修建居所，“石门斜日到林丘”，精准描绘出梧桐峪“石门山—林丘居所”的地理格局。这六年，是李白与张叔明知己相伴、诗酒相欢的岁月：日常唱和中，二人每日登山临水、饮酒赋诗，李白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便是写给张叔明的酬答诗，作于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秋，诗中“月出鲁城东，明如天上雪。鲁女惊莎鸡，鸣机应秋节。当君相思夜，火落金凤高”，以秋夜之景衬相思之情，道尽知己相惜之意。王琦注《李太白全集》明确指出“张卿即张叔明，竹溪六逸之一”，此诗为二人情谊的直接诗证；同游东鲁时，他们结伴游历徂徕山、石门山、泗水流域，李白诗中“昨宵梦里还，云弄竹溪月”，既忆徂徕山隐居，亦怀梧桐峪相伴时光；精神共鸣上，张叔明不求仕进，李白亦厌倦官场，二人在梧桐峪“不与世人接，啸傲泉石间”，践行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儒家隐逸观，契合“竹溪六逸”中“雅”之品格。

天宝四载（745）春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适齐聚宁阳梧桐峪，发起盛唐三十人诗会，招苏鲁豫皖冀文人雅士三十余人雅集，史称“梧桐峪诗会”，一时震动齐鲁文坛。此次诗会是继“竹溪六逸”之后，东鲁诗人群体的又一次巅峰聚会，参会者涵盖核心成员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张叔明、孔巢父、陶沔、韩准、裴政（竹溪六逸全员），以及东鲁儒生、隐士、地方官员等三十余人。诗会盛况可从文献与诗歌中印证：《宁阳县志》载“唐天宝间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适会于梧桐峪，赋诗唱和，一时称盛”，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亦提及“张氏隐居故址，唐时多文人雅集”；杜甫《题张氏隐居二首》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，均作于此次诗会期间，《题张氏隐居二首》其一详细描写了初访张叔明、参与诗会的场景，“石门斜日到林丘”直指梧桐峪居所，“不贪”二句凸显张叔明的隐逸品格，也暗含对诗会氛围的赞美；高适《奉寄平原颜太守》等作，虽未直接提及梧桐峪，但天宝四载春高适与李杜同游东鲁，其诗中“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”，与梧桐峪诗会“诗酒相欢”的场景高度契合；孔巢父《送李白之江东》、陶沔《半月台诗》（李白《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》提及“陶公有逸兴，不与常人俱”），均为诗会唱和之作，印证六逸全员参与。此次诗会，以梧桐峪为空间、以诗酒为媒介、以知己为纽带，将盛唐东鲁的隐逸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顶峰，成为宁阳历史上的文坛盛事，也让李白与张叔明的情谊达到巅峰。

李白与张叔明唱和诗中，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（开元二十九年，741，《李太白全集》王琦注本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）写道：“月出鲁城东，明如天上雪。鲁女惊莎鸡，鸣机应秋节。当君相思夜，火落金凤高。河汉挂户牖，欲济无轻舠。我昔辞林丘，飘然见良霄。人心若波澜，世路有屈曲。万乘非所荣，况乃乡与国。富贵若浮云，于我如粃糠。君来亦何事，共醉松间月。”此诗为李白酬答张叔明来访之作，写于兖州瑕丘，追忆梧桐峪相伴时光。《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》（开元二十九年冬，741，同上）：“所以青云人，高歌在岩户。韩生信英彦，裴子含清真。孔侯复秀出，俱与云霞亲。峻节凌远松，同衾卧盘石。斧冰漱寒泉，三子同二屐。时时或乘兴，往往云无心。出山揖牧伯，长啸轻衣簪。昨宵梦里还，云弄竹溪月。今晨鲁东门，帐饮与君别。雪崖滑去马，萝径迷归人。相思若烟草，历乱无冬春。”此诗为李白送孔巢父等返回徂徕山、梧桐峪之作，“云弄竹溪月”既忆竹溪，亦怀梧桐峪，“相思若烟草”道尽对六逸知己的不舍。

杜甫咏梧桐峪、张叔明诗中，《题张氏隐居二首》（天宝四载，745，《杜工部集》仇兆鳌注本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）其一：“春山无伴独相求，伐木丁丁山更幽。涧道馀寒历冰雪，石门斜日到林丘。不贪夜识金银气，远害朝看麋鹿游。乘兴杳然迷出处，对君疑是泛虚舟。”其二：“之子时相见，邀人晚兴留。霁潭鳣发发，春草鹿呦呦。杜酒偏劳劝，张梨不外求。前村山路险，归醉每无愁。”此二诗为杜甫随李白访梧桐峪张叔明所作，“石门斜日到林丘”“前村山路险”精准对应梧桐峪地理，“杜酒”“张梨”写宾主相得、诗酒相欢的诗会场景。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（天宝四载，745，同上）：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。余亦东蒙客，怜君如弟兄。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。更想幽期处，还寻北郭生。入门高兴发，侍立小童清。落景闻寒杵，屯云对古城。向来吟橘颂，谁与讨莼羹？不愿论簪笏，悠悠沧海情。”此诗为李杜同游东鲁、访梧桐峪周边隐士所作，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写李杜情谊，亦暗含与张叔明等友人的相伴时光。

孔巢父、陶沔相关诗中，孔巢父《送李白之江东》（天宝四载，745，《全唐诗》中华书局1960年版）：“巢父掉头不肯住，东将入海随烟雾。书卷长携天地间，钓竿欲拂珊瑚树。我拟把袂苦留君，富贵何如草头露。仙人玉女回云车，指点虚无引归路。若逢李白骑鲸鱼，道甫问信今何如。”此诗为孔巢父送李白离东鲁之作，兼寄杜甫，“富贵何如草头露”呼应张叔明、李白的隐逸之志，印证六逸情谊。陶沔《半月台诗》（佚，李白《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》引）：“陶公有逸兴，不与常人俱。筑台像半月，迥向高城隅。置酒望白云，商飙起寒梧。秋山入远海，桑柘罗平芜。水色渌且明，令人思镜湖。终当过江去，爱此暂踟蹰。”此诗写其隐逸情怀，与张叔明、李白志趣相投，印证梧桐峪诗会的群体精神。

石门山（今曲阜东北、泗水西南），地处宁阳梧桐峪与泗水李白庄之间，是东鲁山水的核心节点，也是李白、杜甫、张叔明唱和别离的场所。清《泗水县志》载“石门山即龙门山，在县西南，与宁阳梧桐峪相连”，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亦载“石门山北接梧桐峪，为唐张氏隐居之径”。石门山因“石峡对峙如门”得名，风景秀丽，“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”，站在石门山可俯瞰泗水、远眺徂徕山，是东鲁文人的登临胜地。李白与张叔明常从梧桐峪出发，登石门山远眺李白庄，石门山成为二人精神连接的纽带，也成为李杜、李张唱和的核心场域。

天宝四载（745）秋，杜甫西去长安，李白再游江东，二人在鲁郡东石门（今泗水石门山）送别，张叔明、孔巢父、陶沔等友人皆在场，李白写下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（《李太白全集》王琦注本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）：“醉别复几日，登临遍池台。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樽开。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。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。”此诗地理印证上，“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”，精准指向石门山、泗水、徂徕山、梧桐峪的地理格局，“石门路”即连接石门山与梧桐峪的山路，暗示张叔明在场；情谊表达上，“醉别复几日”“重有金樽开”，写尽与杜甫、张叔明等友人的不舍，“飞蓬各自远”以漂泊自比，暗含对知己相伴时光的珍惜；诗学价值上，此诗以“赋”铺陈景致，以“比”喻漂泊，以“兴”起别离之情，完美契合朱熹“六义”，是盛唐送别诗的巅峰之作。此次送别，是李白东鲁生涯的转折点，也是他与张叔明知己情谊的巅峰见证。张叔明虽无诗作传世，但李白、杜甫的唱和诗中，处处可见他的身影——杜甫“石门斜日到林丘”写其居所，李白“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樽开”盼与他重聚，张叔明的人格与胸襟，已通过友人之诗，永远定格在盛唐诗史之中。

李白与张叔明的交往，以徂徕山为起点、梧桐峪为核心、石门山为纽带、李白庄为归宿，构建起一条完整的东鲁诗学文脉：徂徕山竹溪是“竹溪六逸”初聚，奠定隐逸唱和的基础，是文脉的起点；宁阳梧桐峪是李白与张叔明六年栖居、三十人诗会，是文脉的核心，也是盛唐东鲁隐逸文化的高峰；石门山是唱和别离，见证知己情谊，是文脉的纽带，连接起隐逸与别离、个人与群体；泗水李白庄是李白的生活家园、伯禽的出生地与安葬地，是文脉的归宿，让这段文坛佳话落地为实地物证。这条文脉，不仅是李白与张叔明的个人情谊脉络，更是盛唐东鲁诗学传统的传承脉络——从魏晋竹林七贤，到盛唐竹溪六逸、梧桐峪诗会，再到后世文人对东鲁山水的题咏，“隐逸唱和、知己相惜”的精神一脉相承，而“竹溪六逸”则为这一脉络提供了诗学理论支撑，让东鲁文脉既有实践价值，又有理论高度。

一、竹溪六逸画像的出土与东鲁诗学的实物印证

1966年秋，山东泰安徂徕山北麓（今宁阳华丰镇梧桐峪周边），当地村民在清理一处宋代书院遗址时，出土一幅朱熹六义图石刻壁画，为青石板刻制，高120厘米、宽80厘米，石板表面虽有风化，但图像与文字清晰可辨。此画为南宋嘉定年间（1208—1224）镌刻，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以“竹溪六逸”为主题的石刻壁画，直接印证竹溪诗学理论在东鲁地域的传播与实践。

该壁画以六位文人形象分别对应“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”六逸，人物形态各异、意境深远：

- 风：文人立于乡野田间，侧耳倾听民声，衣袂随风飘动，契合“民俗歌谣、风化天下”之旨；

- 雅：文人端坐书斋，手持书卷，神情庄重，彰显“正乐之歌、品格高洁”之韵；

- 颂：文人立于宗庙之前，拱手行礼，肃穆庄严，体现“宗庙乐歌、祭祀先祖”之义；

- 赋：文人伏案疾书，铺陈叙事，笔走龙蛇，践行“直陈其事、敷陈其情”之法；

- 比：文人以松喻志、以梅喻洁，托物言志，凸显“以彼物比此物”之巧；

- 兴：文人立于山水之间，触景生情，以景起兴，诠释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”之妙。

壁画上方刻有竹溪《诗集传》中“六逸”原文：“风者，民俗歌谣之诗；雅者，正乐之歌也；颂者，宗庙之乐歌也；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；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；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”。下方刻有“嘉定三年，徂徕书院立石”字样，明确镌刻时间与地点。此画出土于梧桐峪周边，与李白、张叔明践行“六逸”的核心场域高度重合，形成实物与文献的双重印证：李白与张叔明在梧桐峪的隐逸唱和，正是“竹溪六逸”诗学的盛唐实践；而南宋徂徕书院镌刻此画，正是对东鲁诗学传统的传承与纪念。

后世文献对该壁画亦有记载：明万历《徂徕山志》载“北麓有宋刻六逸图，绘六贤以彰诗教”；清光绪《宁阳县志·金石志》载“梧桐峪北宋刻竹溪六逸图，为东鲁诗学之证” 。1966年出土后，此画被宁阳县博物馆收藏，成为研究竹溪诗学东传、李白东鲁生涯的重要实物资料，进一步夯实了梧桐峪作为盛唐诗学实践地的历史真实性。

二、清版《宁阳县志》“梧桐叠翠”与地方文脉的官方认定

清咸丰元年（1851）《宁阳县志·舆地志·八景》明确将梧桐峪列为“宁阳八景”之一，定名梧桐叠翠，志中原文载：“梧桐叠翠，在县东南五十里梧桐峪，唐张叔明隐居处，山深林茂，古桐参天，泉石清奇，为邑中胜景。唐天宝间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适会于此，赋诗唱和，一时称盛，至今遗迹犹存” 。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《宁阳续志·古迹》再次确认：“唐张叔明故里，在县东南梧桐峪，详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，旧志列梧桐叠翠为八景之一”。

这一官方记载，具有三重重要意义：

1. 历史定位：明确梧桐峪为“唐张叔明隐居处”“李白、杜甫、高适会于此”，将盛唐诗会纳入宁阳官方历史叙事，成为地方文化的核心记忆；

2. 景观价值：以“梧桐叠翠”命名，凸显梧桐峪“山深林茂、古桐参天”的自然景观，将人文历史与自然山水深度融合，成为宁阳标志性文化景观；

3. 文脉传承：将梧桐峪与徂徕山、石门山、李白庄串联，形成“徂徕—梧桐—石门—李白庄”的东鲁文脉体系，官方认定其为宁阳文脉的重要节点。

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亦与县志记载相互印证：“环中峰而北，入梧桐峪，问村人，知是唐张氏隐居故址。古桐数株，皆千年物，泉流潺潺，石径蜿蜒，唐贤唱和之地，至今犹有遗韵” 。清人吴瀛洲《梧桐叠翠》诗云：“古桐深峪隐唐贤，诗酒风流忆昔年。叠翠千重藏胜迹，汶泗文脉一脉传”，直接呼应县志记载，抒发对梧桐峪盛唐诗会的追思。

三、李白与张叔明旷世奇缘的生成与后世影响

李白与张叔明的旷世奇缘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地理、人格、时代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地理与文化上，宁阳梧桐峪、泗水李白庄地处东鲁文化核心区，汶泗流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山水秀美、文脉深厚：徂徕山为“泰山姊妹山”，是隐逸胜地；梧桐峪清幽静谧，适合隐居；泗水流域土地肥沃，是李白的家园所在。这一地理环境，为二人提供了隐逸唱和的空间基础，也让东鲁文化的“仁爱、隐逸、诗教”精神，融入他们的交往之中。人格与精神上，李白狂放不羁、追求自由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，厌倦官场束缚，向往隐逸生活；张叔明淡泊名利、守道不仕，“不贪夜识金银气”，坚守本心，不求闻达；二人精神同频、互为知己，超越了世俗的利益与身份，形成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深厚情谊，这是奇缘生成的核心内因。时代与诗学上，盛唐时期开放包容、诗歌鼎盛，隐逸唱和成为时代风尚：“饮中八仙”“竹溪六逸”等文人群体兴起，文人以诗会友、以酒寄情成为常态。“竹溪六逸”所倡导的“诗言志、缘情”，也成为盛唐诗歌的核心追求，李白与张叔明的唱和，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典型实践。

这段奇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地方文化上，宁阳梧桐峪成为“张叔明故里”“盛唐梧桐峪诗会遗址”，历代文人题咏不绝，清《宁阳县志》将其列为“宁阳八景”之一，孔尚任、王士祯等文人皆曾到访，留下题刻与诗作；泗水李白庄成为“李白东鲁故居”“伯禽墓所在地”，李氏家族世代传承，李白河、太白井、太白庙等遗迹保存至今，是山东重要的李白文化地标；石门山成为“李杜送别地”“李白张叔明唱和地”，建有“六逸堂”“李杜祠”，成为东鲁文化旅游的核心景点。诗学传统上，李白与张叔明的隐逸唱和，成为后世山水田园诗、隐逸诗的重要源头：中唐白居易、元稹的“新乐府运动”，继承其“诗言志”的精神；宋代苏轼、黄庭坚的隐逸诗，借鉴其“以山水起兴、以诗酒寄情”的手法；明清时期，东鲁文人多以“竹溪六逸”“梧桐峪诗会”为题材创作，形成独具特色的东鲁诗学传统。精神价值上，李白与张叔明“不为世网所绊、坚守本心、知己相惜”的精神，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典范：仕途失意的文人，以他们为榜样，在山水间寻找心灵慰藉；追求自由的文人，以他们为标杆，坚守人格独立、不慕权贵；重视情谊的文人，以他们为参照，珍惜知己、以心相许。这种精神，超越了时代与地域，成为中华文化中知己情谊、隐逸风骨的永恒象征。

四、结论

李白与张叔明的旷世奇缘，是盛唐东鲁文化的璀璨篇章，以宁阳梧桐峪为核心场域，以泗水李白庄为生活归宿，以徂徕山、石门山为空间纽带，以“竹溪六义”为诗学内核，以三十人诗会、石门唱和为高潮，构成一段有实地物证、有文献记载、有诗歌印证、有实物支撑的完整文坛佳话。

从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徂徕山初聚，到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梧桐峪栖居，再到天宝四载（745）石门送别，李白与张叔明相伴近十年，其中梧桐峪六年，是二人情谊最深厚、创作最旺盛的时期。盛唐三十人诗会在梧桐峪举行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孔巢父、陶沔等三十余位文人齐聚，诗酒唱和、啸傲泉石，成为宁阳历史上的文坛盛事，也让东鲁诗学达到巅峰。

泗水李白庄的伯禽墓、李氏家谱，宁阳梧桐峪的张叔明故里、孔尚任《石门山记》的记载，1966年出土的竹溪六逸图石刻壁画，以及清咸丰、光绪版《宁阳县志》中“梧桐叠翠”的八景记载，共同构成李白东鲁生活的完整证据链，印证了这段奇缘的真实性。李白、杜甫等人的唱和诗，以“赋比兴”手法，记录了二人的知己情谊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24年8月21日于凤凰山下怡文兰斋